在海上貨運代理糾紛中，貨代貨運收據也就是常說的FCR是一種常見的結算收據，尤其是在雙方具有長期貿易往來關系的公司之間，這種收據非常普遍。
但是一旦如果發生糾紛，貨代貨物收據是否就可以代表著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呢？
在駿榮內衣有限公司訴宏鷹國際貨運（深圳）有限公司等海上貨運代理合同糾紛案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判定。
在本案中，原告駿榮公司與孔雀公司簽訂了7份銷售合同，采用FOB價格條件。駿榮公司又向被告宏鷹深圳公司交付貨物，宏鷹深圳公司簽發了編號為 SZX110344625的貨代貨物收據。
總體而言，貨代貨物收據上的手寫簽署有"King"并蓋有宏鷹深圳公司的章，其格式比照提單進行了設計。
但是在這個收據正面下方記載著這樣的內容：
“貨物將根據背面的條款和條件規定裝卸。我們證實已收到外觀和包裝狀況良好的貨物?？蛻?如條款和條件所述)茲授權CEVA(如條款和條件所述)為其代理，但不作為當事人與承運人或其他運輸或運輸服務供應商訂立合同并將客戶的貨物從上述始發地運輸至上述目的地。CEVA作為貨運代理，而不是作為承運人，有責任盡合理的謹慎義務選擇第三方或對其作出指示，但不對該第三方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承擔任何責任。”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貨代貨物收據就不是構成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編者也贊成這樣的觀點，集中概括起來無非是有兩個關鍵性的問題：
其一，這個條款就表明了雙方之間僅具代理意思，而無承托意思。條款中已經很明確的指出了“不作為當事人與承運人或其他運輸或運輸服務供應商訂立合同”，這又何來證明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呢？
其二，貨代貨物收據本身也不是起到這個作用的。顧名思義，貨代貨物收據是相關國際貨運代理協會制定并推薦作為其會員的國際貨運代理人使用的格式單證，其本意并非作為承運人的運輸單證，而只是作為貨運代理人收到貨物的證明。因此，原則上來說我們基本上不考慮貨代貨物收據作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
但是在這里編者必須強調的是，在我國《海商法》中，承運人可以簽發的運輸單證并不局限于提單，它可是A單、B單、C單，什么樣的名稱都是可以的，法律不會糾結于它叫什么。最為關鍵的是，它必須要包含著合同當事人的承托意思表示才可以構成運輸合同的證明，有些單據中要么是不清晰，要么就是像貨代貨物收據一樣直接的給予排除，這些形式的單據都不建議使用于作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單據的證明。
也就是說，FCR與提單不同，其雖然在很多時候可以被有著長期合作關系的貿易雙方所接受，甚至很多信用證也同意以FCR作為結匯的單證之一，但是其因為不同于提單的種種屬性，非但不是物權憑證，無法以持有FCR的方式掌控貨權，甚至如前述案例所述，無法證明貨物運輸合同關系。
所以在實踐中，即便FCR的樣式與提單再相似，所載內容再全面，我們仍建議不要將FCR與提單、海運單等運輸單證同一看待，僅僅將其視為一種入庫單、交接清單，提單等運輸單證才是需要關注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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